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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特色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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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交通大学和俄罗斯远东国立大学于2019开始合作办学、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取得了一定成效。这次BIM学术会议上，大连交通大学副校长夏明超和俄罗斯远东国立交通大学第一副校长埃迪加里安分别表示，希望以BIM学术会议为平台，进一步探索未来合作途径和进行科研联合攻关、开展高校间基础研究领域合作。(完)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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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市公安机关共移送涉毒起诉案件523起，移送起诉涉毒犯罪嫌疑人787名，全市自侦或联合外省侦破公安部督办目标毒品专案19起，缴获各类毒品147.9公斤。涉毒犯罪案件和现有吸毒人员数量持续下降。2023年上海市新发现吸毒人员957人，与2019年新发现吸毒人员3830人相比大幅减少。新发现人员中，上海户籍占比11.2%，外省市户籍人员88.8%。截至2023年底，上海市现有吸毒人员7288人，同比减少2962人，同比降幅28.9％，现有吸毒人员总量已连续七年下降。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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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个词语描述了个人所感知的同质化信息环境。早在2006年，美国政治学家、法学家卡斯·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Infotopia: 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一书中，用“茧房”来比喻这样一个环境：因为个性化的信息过滤京葡萄澳门，个体只能接受到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京葡萄澳门，因此陷入到了一个同质化的信息环境中。

其次，在学术研究中，过滤泡、回声室是比信息茧房更常用的概念。人们上网时都有类似的体验，立场不同的双方就某个争议话题展开论战，结果不仅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愿意理解谁，甚至还会加强自己原先的立场。回声室就描述了这样一种状况：人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交圈中，同质化的信息不断重复、放大，导致回声室内的成员对外界的信息接触越来越少京葡萄澳门，而只能听到和自己一致观点的声音。

不过，算法和茧房的因果关系也未经证实。《打破社交媒体棱镜》一书中，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与公共政策教授克里斯·贝尔做了一个实验，当给用户提供了对立的观点时，人们反而更极端、更捍卫自己原来的立场了。这个实验说明，哪怕我们接触的是多样化的信息，仍然会拥护自己的立场，甚至变得极端，这个过程并不一定需要经过“过滤泡”或“信息茧房”的中介。

信息茧房、过滤泡、回声室等概念都描述了一个共同的担忧：在选择性的信息接触中，人们可能会陷入一种自我强化的反馈循环，从而失去了接触多种信息、不同观点的机会。这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有很多成因，受到包括个体、技术、场景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但是在人们的日常认知中经常把这个多因——多果的问题，简化为“算法导致信息茧房”形式的单因——单果的说法。

推荐算法在用户和内容之间建立起有效的、符合偏好和需求的桥梁。如果没有推荐算法，我们可能会淹没在无边无际的信息海洋中，感到迷茫和不知所措，我们无法有效地获取所需的信息，甚至可能引发更严重的问题，比如信息瘫痪和信息回避。因此，从全局上看，算法是服务民众需求、有利社会发展的，这一基本判断应是主流共识。

其次，从市场经济角度看，提供这项服务的平台公司需要盈利，因此推荐算法还要解决留住用户，然后将用户注意力有效售卖给广告商的问题。正如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The Social Dilemma)中指出的，社交媒体平台和搜索引擎使用的推荐算法，根据用户的历史行为和偏好，个性化地推送信息。平台就像商场，如果商场总提供某一类或某几类商品，无法提供更多品类的商品，消费者可能会减少使用甚至抛弃它。从商业角度，平台也会通过分发多样性信息，来留存用户，而不是刻意制造茧房。

也有研究显示，用户仍然有主观能动性，也并非一味被动接受算法的投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杨天、黄圣淳等研究发现，喜欢用今日头条看娱乐信息的人，也顺便看了新闻。也就是说，人们使用算法驱动的信息分发平台之后，并没有陷入娱乐的茧房中不可自拔，而是随着娱乐信息消费增加，新闻信息的消费也增加。从传播的角度上讲，这个研究的结果很有意义，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反常识的发现：算法平台上的消费者不仅没有娱乐至死，而是也履行着“好公民”的职责。

第一，这个替罪羊现象是大众认知仓促简化的结果。算法技术深度嵌入日常生活后，和各样社会问题产生了复杂的勾连。但人们并没有时间、或没有心力去进行条分理析的明辨，就想要寻求一个易懂的、易交流的说法，来描述这种“千人千面”的信息体验，却找不到除茧房、过滤泡这类比喻之外的词汇。于是，在大众讨论中，信息茧房的概念被挪用和滥用，相应地，概念语义也出现了泛化。把对信息茧房、沟通困难等的担忧，都仓促挪用到了推荐算法上。如果人们不愿意充分全面地去认知算法的原理，信息茧房的含义，就匆匆地将信息茧房完全归咎于算法，也是有失公允的。

第二，正如社会心理学的“替罪羊理论”所说，人们往往会把负面体验归因于外群体。在这里，人们把社会问题归因于技术。人们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意义感缺失，更倾向在信息流中花费更多时间，放下手机后京葡萄澳门，人们就容易将自己的空虚感归因到算法身上。心理学家戈登·W·阿尔波特的“替罪羊理论”(scapegoat theory)提出，当人们经受负面的情绪时，会倾向于把这种感受去归咎于另一个群体或个人。

其实，就算是没有算法的时代里，人们也会不同程度地生活在自己构建的同质化信息圈中。报刊时代，也有人只看社会新闻；电视时代，也有人只看体育频道。但人们并没有把这种单一化、同质化的信息消费归咎于报刊和电视。真正能打破信息茧房的，并不是对一个传播技术的讨伐和绞杀，而是对受众或用户的信息素养、社会公共信息生态治理等等多方面能力的考验。

例如，柏拉图在《菲德罗篇》中猛烈批评“文字”这种当时的新技术，认为它破坏了口头交流增长智慧的方式。清朝末年，被喻为“顺风耳”的电报技术传入当时面对内忧外患的清朝，电报本可以用于提高军事情报的传递效率，但也遭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对。其中一位名叫崇厚的大臣认为，这种新技术“贻害无穷”，因为电报杆插地太深，可能破坏风水，吸走大清的地气。21世纪初，网络游戏一度成了“网瘾”的替罪羊。当网络上的喷子太多，我们又武断地抓出社交媒体来做祸首。如今，人们又捉住了算法和大数据，作为信息同质化和观点极化的替罪羊。

认识到这个算法替罪羊现象，克制地使用简化归因，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有益的。对个人而言，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自控力，为自己设计更加健康的信息套餐，运用科学和积极的思维来使用算法。例如，通过算法推荐，用户找到了独特品味的图书、小众出版商也觅得了投缘的小众读者群。对社会来说，我们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才能在社会认知上为新技术创新做好准备，助力孵化更多的创意产品来方便我们的生活。而代际沟通困难、意义虚无、错失焦虑、意见极化等结构性的社会问题，也不能把责任简单推到用户或技术身上，还需要通过系统设计思维，推动全社会一起来改善。

【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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